他这番话故意动用了“忏悔”一词,表明他已经占领了作家协会,用词不同于一般造反派了。但是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有听懂,因为他念的是“千悔”,而且是上海口音。
“千悔,懂不懂?江俊峰,你说!”
江俊峰老师是山东人,摇头表示听不懂。
“魏照风,你是反动学术权威,难道也不懂千悔?”
魏照风老师是福建人,也听不懂。
“陈耘,你呢?”
陈耘老师在上海住的时间长,想了想,反问:“你说的是忏悔吧?竖心边的那个字?”
姓袁的造反派恼羞成怒,又举起皮带在课桌上抽了一下,大声地对陈耘老师说:“你还装腔?你还嚣张?这个字本来就有多种读音,作家协会的作家都说千悔,偏偏你读得不一样!你比作家还高明?”
“读千悔的作家,一定是工人作家。”我说。
“这我管不了那么多。”姓袁的造反派说,“我只问一句,你们要不要也天天千悔?”他依然读“千悔”。
“这很难做到。”魏照风先生说,“我们不是基督徒,不作千悔。”魏先生不小心也顺着他读成了千悔,笑出了声,我们也都笑了起来。
“严肃一点!”姓袁的造反派呵斥了一声,又恶狠狠地说,“我现在就去报告头头,定个规矩,非叫你们天天千悔不可!”
说完,他真的走了。
造反派头头似乎并没有采纳那个人的提议,“千悔”的事就没有下文了。
只是,我们给姓袁的造反派起了一个绰号,叫袁千悔,听起来很像日本女人。
7
“狂妄派”想借工总司之势,夺作家协会之权,没想到,工总司是何等气吞山河,只轻轻回手,便把自己追随者的命根子也夺了:“工人宣传队”进驻了上海戏剧学院。
工宣队进驻各大学,倒是中央的整体决策,这意味着,学生造反派已正式从“文革”的主流地位中退出。不仅是高校,当时所有的研究所、编辑部、剧团、博物馆、图书馆等一切文化机构都由工宣队领导。
与红卫兵造反队相比,工宣队结构庞大、系统严密、上下贯通,更接近于一种有效的政治形态。各个高校和文化单位逐一重建领导机构时,“红卫兵”造反队早就被排除在外,甚至早已成为被审查者,领导机构的操纵者必是工宣队。因此,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“文革”权力系统,只不过在“四人帮”倒台后谁也没有研究,连描写“文革”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提到。
无论如何,这是不公平的。例如上海文化系统十年间血泪斑斑,十有八九应由当时掌握实权的工宣队负责,但据我所知,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全上海几乎没有一个文化单位为难过哪一个工宣队员。文化人的善良和懦弱,竟至于此。那些工人卸下了一个个诸如“革委会主任”,“党委书记”,“对敌斗争总指挥”的头衔,交出了掌控多年的大印,搓一搓不知写过多少决定、通告、批示的手,又回工厂去了。
造成这种情况,与多年的“阶级观念”有关。大家总觉得一个产业工人,大老粗,能在上海这么一座大城市的文化单位做什么呢?这种过于荒唐的宽容,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代人受罚。
不错,当初红卫兵造反派那种大喊大叫、打打砸砸的劲头实在让人讨厌,但那段时间确实太短了。要算,也只能算作十年浩劫的一个小小引子,引子中的那些角色很快就失踪了,失踪于高山荒地,失踪于牢狱铁窗。十年之所以是十年,必须还有八九年的恶性磨难,那怎么能假装看不到那一把把安稳地搁置了那么长时间的权力之椅,椅子上坐着的那些看起来憨厚朴实的劳动者身躯?
8
工宣队一进上海戏剧学院,声势夺人。
“第一把手”是上海纺织工业局的一个造反派首领,然后逐级递降,到最后与我们这些学生直接接触的,倒是一些普通工人,看来是在造反派掌权之后才随大流加入造反派的。
这些工人识字不多,年纪较大,为人朴素,言谈琐碎,很难相信能处理大学里的各项事务,只不过与刚刚失势的红卫兵造反派相比,倒能给人一种安全感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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